身体上的劳累还能克服,生活和饮食上的不习惯,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让母亲精神上也备受煎熬。
湖南人嗜辣、爱吃米饭,而关中以面食为主,单位食堂主要是面条馒头,这让初来乍到的母亲很不适应,在食堂很难吃饱肚子。
那时候大米供应得很少,想吃一顿家乡饭几乎成了奢望。
加之交通通信不便,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只能靠书信。
每每收到亲人或同学的来信,母亲都很激动,捧在手上一遍一遍地读,眼睛里闪着泪光。
读完后叠好放在抽屉里,过一段时间又会拿出来看,见字如面,以此来缓解对家乡亲人的想念。
姨妈和舅舅偶尔寄来一点腊肉、熏鱼或是绿茶等家乡特产,吃的母亲都舍不得吃,要放到过年过节全家一起享用;唯有绿茶是母亲的专享,因为父亲和我们都喝不惯。
母亲把茶叶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筒里,每次捏上一撮,沏上一杯,坐下来慢慢地品味来自家乡的味道。
每次茶喝完了,母亲都要把杯底的茶叶一起嚼了。
有一次我也偷偷嚼了一点,又苦又涩,而母亲却嚼得有滋有味,仿佛在咀嚼着思乡的情愫……1958年暮春,在母亲的坚持下,即将临盆的她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五年的家乡。
5月中旬母亲在长沙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还是姥爷起的名字,叫“湘滨”
,意思是出生在湘江之滨吧。
这次回到家乡待到老二满月才不得不返回西安,毕竟那里还有她的儿子、她的牵挂,这是母亲离开故乡后最长的一次省亲。
产假期满后,母亲要上班,实在没办法带两个相差一岁多的孩子,就和父亲商量,从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挤出钱雇了一个老太太(也就五十多岁吧)来家里带孩子。
“大跃进”
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让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尽可能吃饱饭,成了母亲最大的愁事。
那时居民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那么爱吃米饭的母亲,把本就不多的大米和细粮换成粗粮或红薯,这样粮食就可以多一些,好给孩子填饱肚子。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看见老太太在低头抹泪,母亲问怎么了,老太太抽泣着说:“我领着两个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等我回屋时,案板上半袋子粮食不见了。”
老太太哭得很伤心,一再说“都怪我没有看好家,刚换回来的粮食就让贼偷了”
。
看着被撬开的后窗和床上小偷留下的脚印,母亲安慰老太太:“已经丢了,不能怪你。
以后要小心,把粮食藏到看不见的地方。”
粮食不够吃,母亲就想各种办法。
有一回母亲把单位食堂丢弃的烂葱叶子捡了一提包回来,煮了一锅葱叶,撒上苞谷面调了点盐,全家一人一碗当饭吃,吃得我直恶心,不愿再吃,母亲说不能浪费,硬是逼着我把那碗葱叶子吃了下去。
从此我见了葱就恶心,按陕西话说叫“吃伤咧”
,到现在我都不吃葱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有一次父母上班后,我和弟弟在家里到处翻找吃的。
看见柜子顶上的箱子没有锁,就站在凳子上去翻,翻出一个写着洋文的盒子,上面画着白色的方糖,我和弟弟打开盒子一人拿了两块方糖,又盖好按原样放了回去,想着父母发现不了。
我俩美滋滋地吃完糖后,竟忘了擦嘴就跑出去疯玩。
父母下班回来,看见俩孩子嘴上一圈黑,就问我们吃了什么。
我俩硬是不承认,说啥也没吃。
母亲说赶紧去医院吧,别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
看着父亲真要把我们往医院送,我俩才交代吃了什么。
原来那是苏联产的咖啡方糖,外面是糖里面是咖啡,糖都吃了咖啡却留在了嘴上。
那一次父亲没有打我们,但从此给箱子上了锁。
看着两个面黄肌瘦、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不饱,父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瓜菜代”
,把粮食尽可能给孩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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