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团初来宁夏
1958年6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任命刘格平为筹委会主任，马玉槐、吴生秀为副主任。
当时，刚带团出访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回到北京不久的北京市民政局局长马玉槐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任命后，他决定要把中国京剧院四团带到宁夏去。
为此他找了文化部，文化部答复：“这个团不是一般的团，调别的团我们能批，唯独这个团我们无权调动，必须得到中央批准。”
考虑到宁夏是民族地区，又刚成立自治区，中央会全力支持，因此，刘格平、马玉槐分别去找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北京市市长彭真，并向他们提出具体请求。
周总理夸他们很有眼力，但提出一个条件：“这个团不能打散，待自治区建设稳定下来，还要完璧归赵。”
（引自《名人》1995年第10期）
1958年7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58〕文艺戏字第445号文件《关于将中国京剧院四团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问题》：“关于将中国京剧院第四团划归你区领导的问题，我部已与中国京剧院四团负责同志商量过了，我们同意将该团现有人员和物资完全交给你区。
至于交接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交接的一切具体问题，请你区直接与中国京剧院商量决定。”
于是，在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为支援西部建设，繁荣和丰富民族地区文化，中国京剧院四团全团整建制调至宁夏。
一、服从安排
1958年春节刚过，中国京剧院四团就分为两个演出队。
一队由石天、孙秋田、张元奎带领赴太原、榆次、玉门油田、酒泉、张掖、兰州、郑州、石家庄等地巡回演出。
二队由贺进禄、王宪周带领赴河北徐水、辛集、保定、石家庄等地巡回演出。
剧目有《文昭关》《失·空·斩》《秋江》《锁麟囊》《乾元山》《雁荡山》，还有刚排出的新编神话剧《红色卫星闹天空》。
8月中旬，剧团到达兰州后，马玉槐和李景林来看望慰问大家。
当时，马玉槐神情有些严肃地说：“其他演出都被取消，你们很快就要到银川去。
文化部已经同意将中国京剧院四团全体演职人员和家属调往宁夏，你们立即准备返回北京！”
任务紧急，事情又来得突然，四团党支部认为有必要把动员工作做透做细，这样才能确保全体人员在思想稳定的情况下顺利离京，并决定先从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入手。
党支部、团支部首先召集李鸣盛、李丽芳、王吟秋、郭元汾、班世超等主要演员开座谈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耐心细致的动员工作后，上级领导才来到四团，向全体同志宣读了文件。
出人意料的是，文件传达后，所有演员都表现得十分平静，没有任何不愉快或不顺利的情况发生。
这一点或许只能从四团的“根子”
上找原因——四团来自人民军队，“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这一训诫，早已深深印在这个团体每一个人的脑海里——只要是党的召唤和祖国的需要，除了无条件坚决服从，他们别无选择。
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演员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和困难，大家纷纷表态愿意放弃首都北京优越的生活立即去支援宁夏。
在此期间，宁夏方面也很快派来相关领导，在四团召开动员大会。
他们是后来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的刘震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辛、宁夏文教局首任局长李微冬，还有后来担任宁夏政协副主席的丁毅民，以及白以坦、叶勃等。
这些同志先后几次来四团，介绍宁夏的情况。
动员大会一结束，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大部分演职人员都决定举家全迁。
于是，有人匆匆变卖私有房产，有人赶快退交房管所住房，有人回家动员亲属……9月9日，四团驻地宣武门内大街238号院里热气腾腾、忙碌一片，道具行头全部装箱，锅碗瓢盆也全部带上，甚至连一根筷子也不剩。
干净彻底的搬迁显示了他们决心的坚定。
仅仅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演员们奔赴宁夏的一切工作就准备就绪。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老四团”
离京前又在《北京日报》刊登广告，向社会各界公开招生。
1958年8月30日、9月1日、9月3日，《北京日报》连续3次在第六版刊登招考启事。
广告刊出后，报名十分踊跃，上千名青少年前来应试。
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录取了40余名男女学员。
几天后，这些孩子也将告别父母，离开北京，与“老四团”
一起踏上奔赴宁夏的征程。
1958年9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处党组向自治区工作委员会，就命名京剧团问题写了书面报告：中国京剧院四团调来我区，将于本月23日到达银川市，该团来我区后，我们意见拟命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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